配资操盘技巧官网衡阳保卫战81年祭_方先觉_日军_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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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81年前的8月8日，衡阳保卫战失败。

在此之前，尽管经过了长达47天的顽强抵抗，一度引起中外瞩目，并给日军造成了相当杀伤，但衡阳守军最终未能聚歼日军于衡阳城下，也未能打破日军的包围。

8月7日，衡阳的国军阵地上，出现了白旗。8月8日，衡阳守将，国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中将，带领各师师长及及第10军各部队向日军无条件投降。

此后，衡阳一直被日军占领，直到一年后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一事实，为国、共、日各方的记载所证实。

1944年8月15日，即衡阳陷落一周后，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部长（职权与总参谋长相近）的徐永昌，在日记中记载了从衡阳突围而出的第10军190师569团团长梁子超的报告，相关内容如下：

“据逃出之梁团长子超在连络站电话，围攻衡阳之敌于七日突破三个缺口窜入城内，方军长派其副官处长向敌提出六项要求与敌接洽。其要旨如次：1.不解除武装，不分割建制；2.指定地点集中训练；3.受伤害官兵不得杀害；4.送往南京；5.保障生命安全；6.眷属送安全地点。而结果被敌所骗，均未接受。将副师长以下干部充工头，扫除街道。遇我飞机轰炸逃亡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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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衡阳保卫战期间，担任暂编54师师长的饶少伟少将，后来在《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中回忆，衡阳保卫战末期，方先觉决定投降。

1944年8月7日傍晚，方先觉召集饶少伟等四个师长商讨最后的行动方案，称“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随后，方先觉指示第10军参谋长孙鸣玉拟出七项投降条件，包括要求日军立即停火、进城不杀害俘虏、给受伤官兵以人道待遇、允许按中国传统礼仪安葬阵亡中国官兵、保留第10军建制，以及派飞机送方先觉去南京见汪精卫等。

8月8日拂晓，方先觉率领包括饶少伟在内的各师师长和高级参谋人员共20余人，前去与日军谈判。日军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要求中国军队无条件投降，方先觉提出的七项条件被当场拒绝，方先觉最终低声答道：“服从这个要求”，随后下令第10军向日军投降。

饶少伟的回忆，与徐永昌日记中记载的梁子超报告可相互印证，证实了这样几点：

第一，8月7日，方先觉在仍能掌控部队和现有阵地的情况下，主动向攻城日军接洽投降；

第二，方先觉提出的投降条件，被日军完全拒绝，最终无条件投降；

第三，方先觉在向日军接洽投降时，提出了“送往南京”的要求，明显想要投靠汪伪政权，只是未能如愿。

对于方先觉的投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在8月16日的日记中感慨道：“方将军等苦战四十余日，声名烈烈，虽庸人孺子莫不称道其忠勇，如坚持到底以身殉职，则在中国史册上，张巡之守睢阳不能专美于前也，奈何当最后关头，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变而为降将军，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耻辱，我闻之，实不胜太息痛恨之至”。

“降将军”——这是国军高层，除蒋介石之外对方先觉的共同看法。与徐永昌一样，何成濬对方先觉的投降，尽管无限惋惜，但并未否认其投降的事实。

关于衡阳的陷落与方先觉的投降，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著的《湖南作战》（下），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版第54-57页，有完整史料，明确记载1944年8月7日黄昏，第10军阵地出现白旗；8日凌晨，方先觉与四名师长正式投降。

日军第58师团参谋长有马纯雄大佐的一则日记，反映了当时参与进攻衡阳的日军军官在衡阳投降后的心情：“历时40天的奋战，敌被歼灭，第10军军长以及第4师长也已投降。师团参加急袭猛攻所取得的巨大战果，值得大书而特书，可喜可贺。第一线各部队正在衡阳市街进行扫荡，捷报频传，战果辉煌。”

1944年12月25日，即衡阳陷落与方先觉投降四个半月，各方信息都充分披露后，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长篇文章《方先觉投敌经过》，引证大量事实，将方先觉定性为“叛国逆贼”。

今天看来，《解放日报》对方先觉的这一定性是准确的，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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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觉及第10军，以完整建制向日军无条件投降，衡阳陷落，这本是铁的事实，但是近年来，一些人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拼命想歪曲这个事实，再次把方先觉推上神坛。

然而，他们为方先觉辩护的理由都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不值一驳。

有人说，方先觉是停战，并非投降。

这种说法，和国军喜欢把“撤退”美化为“转进”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有点迷信“词语的力量”，似乎只要改个说法，失败就不是失败，投降也就不是投降了。

这里略作辨析。

首先，停战与投降并不矛盾，第10军投降了，衡阳陷落了，自然也就停战了；

其次，如前面的史料披露的那样，日军拒绝了方先觉的一切条件，所以“停战”就是无条件投降的同义语；

第三，提出这个理由的人不明白一个军事常识：衡阳保卫战后期，衡阳守军已经丧失了战场主动权，出于被动防守的状态，在这种态势下，提出停战，只能意味着投降。

非投降的主动停战，是进攻一方才拥有的特权。

说句实话，如果方先觉是在巷战或突围过程中不幸被俘，我对他还能保持尊敬，但他却是在第10军仍然拥有完整建制，并控制着大部分城区以及几处有战略意义高地的情况下，主动接洽投降，这就不能原谅了。

还有人说，方先觉是“诈降”，这就更加荒谬。

如果方先觉以投降为名麻痹日军，然后乘其不备突然发起反冲锋击溃日军，解除日军对衡阳的围困，那就的确是诈降。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第10军缴械了，衡阳沦陷了，日军的战略目标实现了……

试问，这怎么能被称为诈降呢？

第三种颇有迷惑性的说法是，衡阳保卫战打了47天，“如果方军长想投降的话，早就投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

这也是非常缺乏军事常识的说法。

绝大多数战场投降的将领，都不是从一开始就想投降的，投降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形格势禁，“不得不”的结果。

比如，斯大林格勒战役打了200天，德军保卢斯元帅才宣布投降，他为什么不“早就投”呢？

具体到方先觉，他在衡阳保卫战前期，可能确实没有想过投降，甚至可能有过殉国的念头，但最后他终于失去信心，投降了，这有什么不可能呢？如果衡阳保卫战还没有开打，他就宣布投降，那才是真正不可思议。

最后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说方先觉是为了保护伤兵才投降。

这样的说法，在无耻程度上，更进了一步，因为这不是否认投降，而是在说投降有理。

毫无疑问，对一位战场指挥官来说，保护伤兵是重要的，但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不能高于军人职责。

军人的职责是保家卫国，保卫自己的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土。

这一职责，内在地包含了负伤与牺牲。

所以，军人绝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放弃自己职责，这是最基本的军人伦理。保护伤兵更不能成为投降献城的理由，因为那等于把神圣的国土和人民交给敌人任意蹂躏。

再反问一句，如果伤兵的生命居然如此重要，以至于要用投降来换取，那为什么又要进行衡阳保卫战呢？如果不保卫衡阳，直接投降，岂不是连伤兵都没有吗？

质言之，和在境外作战不同，在敌军已经深入我腹地，亡国灭种危机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军人投降没有理由，任何投降都是可耻的。

从真实发生的情况看，方先觉的投降，根本就没有起到保护伤兵的作用，反而使第10军伤兵受到了日军的肆意屠杀。

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方先觉的投降，恰恰是对第10军伤兵的出卖与背叛。

这一点，却是那些极力为方先觉辩护的人所闭口不谈的。

实际上，最不相信投降能够保护伤兵的，正是伤兵自己。据幸存的第10军医务兵罗立三的日记记载，方先觉投降后，大量伤兵因为绝望而自杀，医院内“自杀枪声此起彼伏”。

据相关史料记载，方先觉投降后，衡阳城内发生了多起日军大规模屠杀伤兵的事件。

——8月8日，即投降当日，仙姬巷伤兵站约380名无法行动的重伤员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尸体堆积如山；

——同一天，日军在控制道后街一所伤兵医院后，旋即对伤兵进行了屠杀，700多个伤兵惨死在日寇枪口和刺刀下。

——500多名伤兵被日军关进船山中学，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救治，也没有得到药品、水和食物，绝大部分被活活饿死，有伤员勉强爬到附近菜园子摘瓜充饥，也被日军哨兵刺死。

——另有多处临时伤兵站遭日军纵火焚烧，伤员被活活烧死。

——罗立三还在日记中记载，日军还对伤兵进行了“甄别”，轻伤员被强制去做苦力，重伤员凡是没有被直接杀害的，则被遗弃等死。

讽刺的是，罗立三的日记因揭露了衡阳保卫战的真相，在台湾长期列为禁书。

——日军对第10军伤兵的屠杀，甚至持续到了“八一五”之后。

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撤离衡阳前，竟将仍被关押的300余名第10军伤兵驱赶至衡阳铁路工程学校旁的大坑里，全部活埋，当地居民指认该地为“第10军最后的坟场”。

奇怪的是，国民党垄断了湖南日军受降的权利，却没有追究这种极其严重的战争罪行，也没有日军官兵因为这一罪行受到审判。

与此同时，方先觉受到日军的优厚待遇，但迄今为止，没有看到方先觉为伤兵被屠杀向日军提出抗议的记载，方先觉反而沐猴而冠，接受了日军“先和军”军长的任命。

第10军伤兵的的悲惨命运，当然和方先觉的投降直接相关，任何一个真正关心第10军伤兵命运的人，都应该痛恨方先觉，因为正是他通过自己的投降行为，才使失去战斗力的伤兵被日寇任意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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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觉投降，衡阳保卫战的失败导致了衡阳沦陷，给衡阳及衡阳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日军进城后，旋即对来不及撤离的市民展开疯狂屠杀，尤其是在发生过巷战的区域及周边村庄，许多无辜百姓被肆意杀害，到处都是尸体，甚至再次出现了在南京出现过的“杀人竞赛”这样的极端暴行。

衡阳城内的工厂、商店、民居则遭到了日军系统性的掠夺，粮食、财物、机械设备等被均被洗劫一空，大量建筑被拆毁或焚烧，城市基础设施（如水电、交通）遭到严重破坏，昔日繁华的有“小上海”之称的衡阳城，几乎沦为一片废墟。

日军强征衡阳市民充当劳工，用于修筑工事、搬运物资或服侍日军，许多劳工因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及遭受虐待而死亡。

占领衡阳的日军还强征妇女充当“慰安妇”，给受害者带来终身难愈的创伤。

初期的屠杀过后，为了长期奴役、掠夺衡阳，日军还在衡阳扶植伪政权，推行奴化教育，强制民众学习日语、参拜神社，试图从思想上控制衡阳民众，并通过汉奸特务机构监控民众言行，残酷镇压一切反抗活动。

日军的暴行给衡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在日军围攻衡阳及日军占领期间，衡阳全城人口从战前的约60万锐减至不足10万，城市满目疮痍，成为抗日战争中受到破坏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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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和战略的角度来看，衡阳保卫战的失败，也造成了严重后果。

一、日军实现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战略目标，战略态势得到明显改善；

衡阳保卫战失败后，日军得以完全控制粤汉铁路南段，并迅速向南推进。

1944年11 月10 日，桂林和柳州相继沦陷；11 月24 日南宁被日军占领；12 月10 日，从南宁南下的日军与由越南北上的日军在绥禄会师。

至此，日军在形式上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目的。

日军通过打通大陆交通线，将其占领范围向前推进了2000 多公里，实现了连接本土与南洋日军的战略目标，大大改善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失利所导致的困难局面。

二、国民党军队负责的正面战场防线的全面崩溃，中国抗战空间被严重压缩；

衡阳失守后，国军在湘南、桂北的防线失去关键支撑点，士气受到严重打击。日军充分利用攻克衡阳后形成的战场优势，迅速向广西推进，国军难以组织有效防御，导致正面战场出现大范围溃败。

在短短8 个月内，国军损失50余万兵力，丢失4 个省会和146 座城市，包括7 个空军基地和36 个机场，总计损失国土面积20 余万平方公里，使6000 万人民沦入日军铁蹄下。蒋介石承认这是"革命军有史以来最痛心、最耻辱的一件事"。

由于衡阳被日军占领，西南大后方直接暴露在日军威胁之下。日军沿湘桂铁路和黔桂公路向贵州推进，1944 年12 月2 日，日军前锋甚至攻占了贵州独山，逼近四川，一时间，国统区人心惶惶，重庆震动。

这一军事危机是抗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所面临的最严峻形势之一，蒋介石一度考虑再次迁都，撤离重庆。虽然由于解放区局部反攻开始，日军受到牵制，最终未能继续深入四川，但仍然给国统区的民心士气造成严重打击，给抗战胜利前景蒙上浓重阴影。

三、中国国际地位受到严重损害；

由于衡阳保卫战的失败和豫湘桂大溃败，英美等盟国更明确地将中国战场定位为“牵制日军”的辅助战场，而非战略反攻的核心。

这种定位在此后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中体现为：战后远东权力分配更侧重于美苏的利益关切，中国的利益被置于次要，乃至被牺牲的地位。

1944年9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会后所发表的公报中，虽然提及了对日战争，但对中国却只字不提，蒋介石称其为"抗战期中国耻之又一也"。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国会发表演说，声称"美国虽以过分的援助给中国，不幸中国军事仍不免惨败"，令国民政府高官深感耻辱。

1945年2月，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举行安排战后世界格局的雅尔塔会议，由于罗斯福认为难以依靠中国军队的反攻加速日本投降，所以迫切要求苏联在对德作战结束后出兵中国东北，为换取苏联的出兵承诺，《雅尔塔协定》包含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条款（如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中苏共管中东铁路等），而中国却被排除在谈判之外。

用今天流行的话说，虽然中国是战胜国，却没有资格参加宴会，而是被摆在了餐桌上。

1945年7 月20 日，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起草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时，甚至没有征求已经对日作战八年的中国的意见，只是在距离宣言发表只有几个小时的时候，才由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将副本交给了蒋介石。无疑，这只是让他看看而已，并非征求他的意见，也不准备接受他提出的任何修改。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衡阳保卫战失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已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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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衡阳保卫战失败的原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军令部长徐永昌都有所反思和总结。

蒋介石按照他一贯推卸责任的作风，将衡阳失守的责任归咎于外围援军的“战意消失”和行动迟缓。

他在日记中，批评两广部队“畏缩不前”，未能履行协同作战的职责，“无（完成）任务与解围之决心”，导致守城部队孤立无援。他认为，这是衡阳保卫战失败的关键。

这里顺便提一句，方先觉回到重庆后，尽管蒋介石为了自己的面子，表面上称赞方先觉为“军人之典范”，又是授勋，又是举行欢迎会，但私下里却对方先觉最终未“以身殉国”极为不满，认为其“不能殉职”“被敌所俘而屈”，使“军誉与军校皆蒙不白之污辱”。

徐永昌的总结，更侧重于从战术细节和指挥逻辑的角度分析衡阳保卫战的失败。他认为，国军长期依赖外援和正面防御，缺乏敌后游击牵制和灵活机动的战术配合，导致日军能集中兵力围攻衡阳。这种状况，本质上是国军战略僵化与战力不足的体现。

总的来说，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层，对衡阳保卫战失败的反思和总结，皆流于表面。他们不懂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就军事而论军事，找不到问题关键。

衡阳保卫战的失败，乃至整个抗战期间国军连续的失败及拙劣表现，源于国民党政权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权的两个核心特征，封建性与买办性。

封建性和买办性在国民党的军事体系、资源调配、战略决策等层面产生了一系列深层次影响，最终导致了衡阳保卫战的失败，以及一系列“会战”的失败。

一、阶级私利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造成军事体系的割裂与低效；

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其核心利益是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

这一属性在国军内部，表现为派系林立，国军既不是“国家的军队”，也不是国民党的“党军”，而是大大小小新军阀的私人军队，是支撑各级“军头”（最大的“军头”即蒋介石）个人权位、利益的主要工具，因此不能作为统一的民族抗战力量被统一调度和使用。

在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的第10军是蒋介石等嫡系“中央军”，外围援军则多为地方军阀的“杂牌”部队，“中央军”内部，“杂牌”军内部，又有不同派系，相互之间有很深隔阂。

衡阳被围后，外围可以迅速有效增援衡阳的部队包括王耀武部（第六战区）、薛岳部（第九战区）及余汉谋部（粤军），但三方均“出工不出力”，坐视衡阳陷落。

在1943年的常德会战中，薛岳命令第10军驰援，但因方先觉指挥失误，导致预10师遭日军伏击、师长阵亡，王耀武嫡系57师险些全军覆灭，自此王、方结仇，衡阳告急时，王耀武虽受命率“中央军”精锐74军驰援，却走走停停，行动迟缓。

粤军余汉谋部第62军曾一度逼近衡阳郊外，却突然被调往祁阳，表面因“战略需要”，实为避战。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因与蒋介石争夺指挥权，且不满方先觉在长沙会战时不听指挥，执意要借衡阳被围看他的笑话，所以对增援衡阳推三阻四。

衡阳保卫战的持续时间长达47天，如果外围国军克服一切困难全力增援，纵使不能全歼日军，迫使日军解围是完全可能的，之所以会出现“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局面，本质是封建割据下，军阀视军队为个人私产，拒绝协同的必然结果。

二、深重的阶级压迫，使得国民党政权无法有效动员人民支持抗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背叛国民革命，国民党在农村的统治基础完全转向地主乡绅。

在经济上，国民党的阶级政策导致民生凋敝，大地主通过高利贷、土地兼并等压榨农民，买办资产阶级通过垄断经济掠夺财富，底层民众在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的重重压迫下苦不堪言，对国民党政权缺乏认同感。

农村的基层政权完全被地主乡绅把持，他们充任保甲长，极力把抗战负担转嫁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为此瞒报人口、截留税收，导致兵员、粮秣征集困难，使湖南本可用来支持抗战的人力物力资源不能被有效地组织和利用。

据相关资料，衡阳守军每日需要军粮200担，实际到位不足50担。

在衡阳保卫战前后，因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迅速贬值，几成废纸，所以很多地方农民藏粮不售，必须靠军队武力征集，但这又更加恶化了军民关系，甚至出现向导故意误导国军解围部队的情况。

国民党的封建性，也体现为军队内部的腐败与阶级压迫。比如第10军在战前实员1.7万，却向军政部报2.2万，多出来的军饷，即成为方先觉与各师师长等高级将领的外快。这种状况还使得重庆统帅部无法准确掌握衡阳守军的实力。

高附加值的军火，更成为各级军官发财的“黑洞”。比如战前仓库账目显示炮弹准备充足，但实战中却发现30%炮弹已经受潮失效，士兵领到的子弹很多也已经失效，因为优质军火已经被部队主官勾结军需官倒卖了。

由于军需物资被层层克扣，士兵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甚至拿不动枪，在湖南的盛夏酷暑中，非战斗减员人数远超战损人数，伤员伤口生蛆、瘟疫流行，许多伤兵因无药医治，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杀，逃兵率激增，衡阳保卫战开始前，整个湖南国军的逃亡率高达25%。

试问，这样士气的部队，又如何能够进行有效抗战呢？

国民党的阶级性排斥人民参与，对人民的组织化怀有本能的恐惧。因此，在衡阳保卫战中，虽有少数民众自发支援第10军，协助修工事，破坏日军交通线等，但缺乏系统性的民众动员和组织，无法形成“军民一体”的防御体系，守军的补给、情报等只能依赖自身，难以支撑长期消耗。

1944年8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毛主席亲自撰写的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一针见血地指出：“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与。”“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

三、买办性体现为依附性，使国民政府无法根据中国的民族利益独立决定军事战略；

由于国民党政权的买办性，在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始终缺乏信心，而把胜利的基点放在英美援助上。

蒋介石的这种心理，使得国军正面战场的战略，渐渐失去自主性，尤其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之后，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基本变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附属物，在资源分配上，更优先满足与英美利益直接相关的方向，而非一线战场的迫切需求。

这种依附性的战略方针，在抗战后期，产生了严重后果，成为豫湘桂大溃败的原因之一。

1944年，蒋介石将英美重视的滇缅战场视为“争取国际援助、提升国际地位”的核心，战略重心向西南倾斜，对日军“一号作战”（含衡阳方向）的严重性判断不足。

衡阳保卫战爆发时，正值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的关键阶段，国民党军队将大量精锐兵力，如第11集团军、第20集团军等，含多个美械师，投入滇缅战场，而衡阳守军仅为第10军3个师，加上配合作战的暂编54师，约1.7万人。

尽管衡阳战略意义重大，且危在旦夕，但因滇缅战场牵制了国军主力，始终无法得到有力增援。

蒋介石将一切资源都向远征军倾斜，使远征军成为国民党军队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但这种资源倾斜导致国内战场（包括衡阳）的后勤保障进一步紧张。

衡阳守军的弹药、粮食、药品等补给长期短缺，虽有少量空投，但远不能满足需求，原本可用于国内战场的运输力量（如汽车、骡马）被大量调往滇西，加剧了衡阳前线的补给困难，直接影响了守军的持续作战能力。

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在经济和军事上严重依赖外国援助，缺乏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军火也难以支撑长期战争。

比如，衡阳保卫战开战一月，手榴弹消耗即达85%，炮弹、子弹、重武器等也面临短缺，由于此时美国援助重点转向欧洲，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减少，衡阳守军难以得到持续补充。日军则凭借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持续生产武器和物资，形成对守军的火力压制。

质言之，衡阳之败，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反动与落后，亦即封建性与买办性，正如毛主席在《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次衡阳之战，再一次证明，没有政治上的根本改革，即使兵多，即使取得制空权，即使武器好，还是没有用的。"